天地之心就是仁心，儒者只有弘大其心才能真正为天地立心。
在宇宙论王国秩序时代，绝地天通【10】奠定了帝王（统治者）对通天权的垄断，结束了家为巫史民神同位【11】的部落与邦国秩序时代。5 埃里克·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
而这也表明中国的概念自诞生起就是一种地中或土中意识的形态，统治者以中相承，承接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之形态。伊利亚德在其名著《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中也有详细的刻画，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由于宗教仪式上的一个小失误，这些联结被中断了，而神也躲到了天国中更高的地方。在巴比伦文明中则是巴别塔--通天塔--的坍塌，神之门从此被王者垄断。这种参与性真理的运动，虽然可以发展出一种重审社会秩序的视角，但却并不能改变现实层面的社会失序，因而这种真理的意义首先是在精神层面充实了个体的生命，使其生命即使是在动荡失序的社会处境下仍然具有由内而外的充实之光辉，以至于这些大写的个人在后天下时代——也就是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结合而来的各大正统文明中——成为不朽的文化生命象征。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与西方传统追求极端的超越性相关，极端的超越性带来的是追寻自由与创造的激情。 注释1 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第4卷《天下时代》，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82、220、132、56、305、389页。因而，若将早期道家的循环模式贬低为一种倒退的历史循环论，则很可能会埋没它对世事的洞见及相应的政治智慧。
12此外还有赏罚生杀取予已诺等等。有学者就认为，汉帝国之所以能对广阔的疆域进行长久有效的统治，关键得力于上计这一重要制度[5]。而成鸠得一，关键在于彼成鸠氏天，也就是成鸠氏效法天道中日诚出诚入及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等天体的循环规则，将之运用到政治制度领域，而创造一套名为天曲日术的体系。但后来，冯氏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改口认为老子的复是倒退而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并指出其复就是要倒退回没落的奴隶主社会。
其实所谓静，乃是就君主角度而言的。基于此，他提出一套洞察天气阴阳征兆以预报谷物丰歉的办法。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家谈复返之循环，亦有与道相关而属于非常形上的层面，在老子哲学中尤其如此。这里也能看到周期性特征。因为结合此章上文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与此句的相似结构，可看到老子所要慎始慎终的绝非周人的敬德，而是无为。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十大经·姓争》）(11)11这种问题，在讲求以柔弱克刚强的老子那里并不突出。
这种模拟，不可简单斥之为附会，而是执道者基于极而反的规律预见到，只讲刑或德，都会招致切身之祸。只不过随着时代下移，它被运用到不同的政治领域，回应不同的政治难题，才展现出不同理论形态。它的循环内核及以上三特征，尤其与战国秦汉间兴起的上计制度密切相关16。不自矜，故长（同上）。
如孔子曾评价子产的施政纲领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而黄老道家将刑德调和严格设定在四时循环里，即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十六经·观》），正是要杜绝危险的萌芽，即所谓逆节不成，是谓得天（《经法·亡论》），由此才能安全长久。
作就是增益、有为的阶段，静就是减损、无为的阶段。刑德在《黄帝四经》中是与文武等大致相通的范畴12。
另一方面，谷物的一贵一贱本身又是自然界天道循环的一部分，它可通过谛审察阴阳消息来预知。请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这次，力黑的对策不再是刑德，而是一套冠名为一的成法。因为老子将万物归根界定为静，而这实即前谓万物并作之作的反面。因而，老子谈慎终如始，亦即像周人一样对事物终始两头抓，并不奇怪。可见，老子对无为的推崇，正是基于这种长期博弈中对功利成败的预测5。（二）从循环的周期性看《王鈇》篇以诚信刻画天道循环周期的必然性（日诚出诚入月信死信生），绝非添足，实际上它蕴含着制度的公正性诉求。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但这种节民力，并非出于如孔子那种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的仁政理想，而应接着结合循环的周期性来分析。
而吴越实力的倒转，更要归功于其保谷方针。（《经法·四度》）天时规律便是极而反，生极必杀，而人事亦如此。
这层功利考量，实际上是基于对事物终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洞见。老子无为的策略正是基于此：当你处于非A时，则要保存实力静待转机，才能受国之垢后却成为社稷主（《七十八章》）。
如《尚书·洪范》所谓沈潜刚克，讲的就是要以强硬的方式统治民众。望失其当，环视（示）其央（殃）。14本文对所引用《鹖冠子》原文的校补，部分参考黄怀信的成果。（《左传·昭公二十年》）13只不过，这种宽猛调和并不严格依循环的方式运行，要等到民慢民残等危险苗头出现后才去纠正。
（《经法·论约》）《鹖冠子》还以诚信进一步阐发循环周期的必然规律：日诚出诚入，……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四时当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为必然。而本文的分析，则不仅要呈现出它在文本中的思想脉络，最终还会指出这种循环模式对古代中国政治进程的实际推动。
素无失次，故化立而世无邪，乃至于提高国民凝聚力而铸造一支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的军民一体化强军（《王鈇》）。至少，这极大地减轻了君主的负担，而使整个帝国趋于自动运作的状态。
而《立政》所谓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的循环周期，正是一种战国时期的上计制度。在此意义上，道家看到终、始闭合为一，事物如此循环发展。
但是，无为之所以效仿天道，并非匍匐于天道的权威合法性，而是进一步看到人事中亦存在终始循环，而效仿天道的无为者总能在人事一治一乱之际立于不败。就其定性而言，也正因它与辩证法相混而又不讲合，故又往往被贬低为一种错误的历史循环论。如《五十八章》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三）从循环的长久性看老子谈无为的最终目的，正是在于长久。
而这无疑依赖于其七十二日循环的机制像天道循环一样永久运作。终之实难（《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如何才能跳出敬始却难终的困境呢？问题关键在于对终始的重新理解。
缪缪（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倾）。七十二日循环中的由下至上阶段，相当于天道循环中的静。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1。要追寻这个问题，就不能停留在道家的天道循环论述了，而需进入更加广阔的政治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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